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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对复色釉陶的科技新识，梳理了高铅釉与铅钡釉釉料的技术传统、铁与铜色料的技术传统，在古陶瓷科学技术、装饰风格、色彩审美的基础上，提出并探讨了汉代复色釉陶起源的两条脉络与其发展流向。

从汉代复色釉陶看中国低温釉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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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禹来 温 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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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陶瓷以高温釉闻名于世，低温釉的发展则是另一条独特的路径，两条发展脉络存在密切联系。其中，低温釉中的特殊类型——复色釉，对高温釉的色彩审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多色釉及釉上彩等装饰风格对后世青花、五彩等高温釉瓷的色彩装饰具有重要的启示。探寻复色釉陶审美风格的来源、技术体系对审美需求的支撑及其演化路径是厘清复色釉陶起源与早期发展的核心问题。

低温釉陶的研究工作已逾七十年，在揭示汉至北朝时期单色釉陶的起源、起始年代、工艺技术、区域面貌与阶段性发展等方面积累了丰硕成果。相较而言，对复色釉陶的相关论著却寥若晨星，研究仅集中于装饰特征与成分分析，虽然其面貌的复杂性已有显露，但仍有不少环节亟待深化和完善。笔者研究团队在近年对汉代复色釉陶进行广泛实地调查、器物梳理与科学研究的过程中，略有小识，在此不揣浅陋，以就教于方家。

一 “复色釉”命名的确立

1948年，《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中记述，“瓦壶⋯⋯第二类中之加釉彩绘者已有逐渐脱离铜器形制而独立发展之趋势”，经辨认，文中所述瓦壶为MA5、MH12出土黄釉黑绿彩釉陶壶与红釉绿彩釉陶壶。苏秉琦主编的1958年版《秦汉考古学》中首次提出：“汉代北方地区的釉陶，有橙黄、深绿等色，最初用来制作明器。斗鸡台还出土了王莽时代的复色釉陶器。”由北大未刊讲稿《战国秦汉考古》中的整理说明可知：第一部分（即第一编前期）战国西汉，由苏秉琦为负责人，携高广仁、王鸿玲、高建民、杨式挺五人撰写完成；第二部分（即第二篇后期）由俞伟超、徐光冀、马耀炘三人撰写。

1960年版《中国考古学（初稿）》第四编战国秦汉部分中提到，“釉陶颜色一般为黄褐色或绿色，在宝鸡一带还发现一些同时施用黄、褐、绿三色釉的器皿。奇怪的是这种复色釉陶从未在其他地方发现过，而且都限于王莽前后”。1973年版《战国秦汉考古（上）》中则论述：“陶器施釉技术是关中地区首先发生的。在西安武帝时期的墓中开始出现釉陶，但还比较少见，而到宣帝以后，就比较普遍。此后，这种技术传播到河南等关东地区，在济源泗涧沟的西汉末期墓中就出现很多。关中的宝鸡地区，到王莽前后又出现用黄、绿、红褐的复色釉陶器皿，这在其他地方还未发现过。”文中脚注为：“如宝鸡斗鸡台沟东区MA9、MA10、MH8、MH10所出，见苏秉琦：《斗鸡台沟东区墓葬》，1948。”

经查阅《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可知苏秉琦所述斗鸡台出土复色釉多为红釉绿彩和黄釉绿彩。可以确定的是，复色釉这一概念的提出应是苏秉琦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报告基础上，至迟于1958年对此类器物加以准确命名，并在1960年和1973年讲义中增补描述。综上所述，釉陶器中复色釉陶器与单色釉陶器最大的区别在于釉上加釉彩以及色彩的数量，从而将多种釉色装饰的铅釉陶器与色彩单一的铅釉陶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施加多色装饰是界定复色釉陶器的主要标志。本文所述复色釉陶器皆采用这一概念。二 复色釉陶的科技新识

研究团队近年来对大量汉代复色釉陶进行了成分分析，两汉时期复色釉陶具有两种釉料的成分类型〔图一〕，第一类是高铅釉类型（即PbO-SiO2/PbO-Al2O3-SiO2），第二类是铅钡釉类型（即PbO-BaO-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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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汉代复色釉陶釉层的PbO-BaO-SiO2三元相图

第一种铅釉类型是以往研究与认识中学界最为熟知的高铅釉类型，铅釉陶也是汉代低温釉陶的“代名词”。基于以往对铅釉陶的科学认知可知，铅釉陶即“表面施铅釉的陶器”，是“以铅的化合物作为基本助熔剂”的一种在低温状态下烧成的釉陶器。

第二种铅钡釉类型是以往汉代釉陶器研究中极为罕见的个案，Nigel Wood曾于1992年发现英国V&A博物馆所藏的2件汉代绿釉陶为铅钡釉，其中C244.1909-2号绿釉陶鼎釉层含有43.5%的PbO、33.4%的SiO2、7.7%的BaO，另藏一件汉代绿釉釉陶灯座分析显示含有大量PbO、少量BaO和CuO，并未公布具体数据；刘成曾于2006年，检测长安汉墓出土的低温釉陶器，其中方新村M31∶10青绿釉陶鼎釉层含有22.74%的PbO、39.75%的SiO2、9.55%的BaO、21.36%的Al2O3。关于汉代铅钡釉的论述，郭演仪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中提及，“至汉代已有施有BaO-PbO-SiO2低温釉的陶器”；张福康在《中国古陶瓷的科学》中指出，“中国古代有哪些胎釉彩的配方不符合陶瓷工艺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汉代的铅钡釉——中国古代的低温釉全部属于铅釉系统，只有汉代的少数低温釉属于铅钡釉，这种低温釉的出现很可能同战国到汉代时期流行的铅钡玻璃制造技术有关”。近年来，笔者团队与崔剑锋团队先后检测了延安地区复色釉陶，发现了一批汉代铅钡釉并做以讨论，此外暂无其他论著讨论汉代铅钡釉。

研究团队在汉代釉陶器的科学研究中发现并确认了成批量的铅钡釉，其中以复色釉陶器为主要代表，经检测的176件汉代复色釉陶器的釉层成分中均存在铅钡釉（PbO-BaO-SiO2）；同时，单色釉陶器中亦存在少量铅钡釉，在陕西省、河南省、河北省目前已发现24件单色铅钡釉陶器。

据科技分析结果可知，复色釉陶器的釉料体系较为特殊，同时存在铅釉（PbO-SiO2或PbO-Al2O3-SiO2）〔图二〕与铅钡釉（PbO-BaO-SiO2）〔图三，图四〕两种类型。由检测与观察结果可知，同一件复色釉陶器上底釉和装饰釉（即釉上彩部分）分属于铅釉和铅钡釉，两种釉料类型共存一体。铅釉与铅钡釉分施于复色釉的不同部位这一现象从西汉中期偏晚阶段一直延续至东汉中晚期，共存模式并未随时代发展而变化。该现象表明，汉代制陶工匠对铅釉和铅钡釉两种釉料特性已有认识，并可能根据釉料的特性进行选择性地施釉，即底釉选择铅釉，装饰釉（即釉上彩）部分选择铅钡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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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两汉时期复色釉陶中暖色调底釉的PbO-SiO2二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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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两汉时期复色釉陶中装饰性绿釉的PbO-SiO2二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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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两汉时期复色釉陶中装饰性釉的PbO-BaO二元图

单色釉陶器中发现24件为铅钡釉，根据墓葬年代可知，单色铅钡釉陶器多存在于西汉晚期至新莽前后，东汉早期仅为个例，东汉中晚期并未发现。据此推断，单色釉陶器施加铅钡釉的技术至东汉早期之后已完全被铅釉技术取代。

汉代复色釉陶器的釉色大多显现为黄、褐、红色（暖色调）与绿色（冷色调）的组合，其中部分绿釉因受到侵蚀显现为淡黄色或黄白色。据科技分析结果可知，复色釉陶器的着色剂组成较为特殊，不同于单色釉陶器的是同时存在铁和铜两种着色剂〔图五〕。同一件复色釉陶器上暖色调的黄、褐、红色釉和冷色调的绿釉分别由铁离子和铜离子着色，这类现象并未在先前研究中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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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釉陶釉层PbO-BaO-CuO-Fe2O3成分

在同一件复色釉陶器的不同部位分别用铁离子和铜离子着色的现象从西汉中期偏晚阶段一直延续至东汉中晚期，共存模式并未随时代发展而变化。这也表明，汉代制陶工匠当时已经积累了一些有关陶瓷生产中着色技术的经验和知识，为达到暖色调和冷色调釉相碰撞的“复色”效果进行选择性应用。三 高铅釉与铅钡釉技术传统

关于中国低温釉陶器的起源问题，主要包括“低温釉陶器在中国出现的起始年代”，以及“中国早期低温釉陶是否曾受到外来影响”两大议题，二者互为表里，且暗含着中国早期硅酸盐制品的两条重要技术发展脉络。Nigel Wood、郭演仪、董俊卿等学者认为低温釉陶的出现与铅钡硅酸盐体系低温釉陶有关，目前发现最早的铅钡硅酸盐体系低温釉陶出土于战国早期的江苏省无锡市鸿山越国贵族墓葬。崔剑锋与郎剑锋则支持铅釉陶为独立起源，目前发现的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铅釉陶器均出土于山东。陈彦堂与笔者团队等主张铅钡釉技术与高铅釉技术早期并行发展。

截至目前，已知的战国时期低温铅钡釉陶器分别为大英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瑞士梅茵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中国浙东越窑青瓷博物馆、上海玻璃艺术博物馆、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徐州博物馆等所收藏〔图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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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战国时期铅钡釉陶器

1. 战国釉陶罐 大英博物馆藏  2. 战国“铅釉彩”陶罐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  3. 战国铅釉彩陶罐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4. 战国铅釉彩陶罐  波士顿美术馆藏  5. 复合眼纹釉陶罐  徐州博物馆藏 6. 战国彩绘蜻蜓眼髹漆陶壶  上海玻璃博物馆藏  7.“玻璃浆料”装饰耳杯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8. 战国复合眼纹釉陶盒  玫茵堂藏  9.釉陶杯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M1出土10. 琉璃釉盘蛇玲珑球形器  鸿山越墓邱承墩WHDVIIM1出土 11. 琉璃环  河北元氏县南白楼墓地M4出土

欧美学者于1954年发表了低温铅钡釉陶器起始年代的推定，日本学者梅原末治介绍了美国堪萨斯纳尔逊美术馆藏蜻蜓眼纹釉陶器的器形与装饰特征，并将其与波士顿美术馆藏蜻蜓眼纹釉陶器、沃尔特·塞奇威克（Mrs. Walter Sedgwick）收藏的蜻蜓眼纹釉陶器进行比较，同意席克曼（Laurence Sickman）将其年代定为战国时期的后半叶至公元前三世纪之间的说法。经科学分析，波士顿美术馆、沃尔特·塞奇威克（Mrs. Walter Sedgwick）、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铅釉彩陶器上的“玻璃浆料” 确认为铅钡釉。

因战国时期的低温铅钡釉陶器多为收藏品，故其年代问题始终未被中国考古学界认可。直至2003至2004年，在对江苏省无锡市鸿山越国贵族墓葬邱承墩考古发掘时，出土了前所未见的4件琉璃釉盘蛇玲珑球形器，除器形外，装饰技法的表现形式与上述战国时期低温铅钡釉彩陶罐大体一致，墓葬年代为战国早期，经科学分析，其釉料的成分体系为铅钡釉（PbO-BaO-SiO2），与战国时期低温铅钡釉彩陶罐成分体系相同。

董俊卿等人指出，“无锡鸿山越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器玲珑球和蜻蜓眼釉陶珠采用了铅钡体系玻璃釉作为装饰，在时间上为战国早期，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一批铅钡硅酸盐体系低温釉陶”，并结合湖北江陵釉陶的分析结果，认为中国低温釉陶起源于战国早期。

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认为中国低温釉陶器起源年代为西汉中期，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安乐店一号齐国贵族墓葬出土的器物被确定为高铅釉陶后，“西汉中期”说即被颠覆，“战国说”得到了考古发掘的实证。崔剑锋与郎剑锋根据考古类型学与科技分析结果，将两件低温铅釉陶罍年代确定为战国晚期，并对低温铅釉陶器的起源问题进行讨论，提出“临淄齐墓出土的两件釉陶的发现为汉代铅釉陶技术找到了源头，同时也说明低温铅釉技术的起源地是我国的北方地区”。随着孙娄东遗址 H197、淄江花园M235、临淄乙烯 M006、临淄珑悦三期M1824材料的披露，战国时期的齐地在中国铅釉陶的起源问题中成为关键焦点。

可以看出，汉代以前中国就存在高铅釉和铅钡釉两种釉料传统，且二者的赋存载体不同。据前文所述，通过广泛的实地调查与科学分析，发现许多单色绿釉陶为铅钡釉类型，并非普遍认为的汉代低温釉陶仅为高铅釉，这一发现拓展了对汉代低温釉陶器的科学认知。也就是说，自战国以来的铅釉与铅钡釉两种传统延续到了汉代。

如前文所述汉代复色釉陶器的釉料类型为铅釉与铅钡釉，两种釉料同时施用于汉代复色釉陶器，复色釉陶器上底釉（即暖色调釉）为铅釉、装饰釉（即冷色调釉）为铅钡釉，这一现象是汉代以前并不存在的情况，应是汉代陶工在继承原有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的结果。汉代复色釉陶器不仅体现两种低温釉传统的连续性，还展现了中国施釉陶瓷的创新性特质。

四 铁系釉与铜系釉技术传统

自夏商时期发明原始瓷以来，中国古代的施釉陶瓷手工业便在全国遍地开花，各个朝代的窑场依托不同地区的资源、技术，创新出很多类型的釉彩产品。纵观中国古代陶瓷技术发展史可知，陶瓷工艺技术的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体现着中国古代陶瓷生产经验和传统的延续与创新。从着色元素的视角观察，中国古代传统釉彩主要的着色剂有铁、铜、钴、锰四种元素，其中铁和铜是延续历史最长、创造产品最为丰富的两类，本文以“铁系釉”和“铜系釉”称之。钴、锰等元素虽在自然界的分布也较为广泛，但储存量远不及铁与铜，且其应用于施釉陶瓷的时间和品种远少于铁和铜的应用，故本文暂不将其列为重点讨论对象。

在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史上，铁与铜几乎与施釉陶瓷的每个阶段都存在着密切联系，不仅影响胎体呈色，而且因含量和价态的不同造就了丰富的釉色品类，［表一］和［表二］梳理了历代铁系釉和铜系釉陶瓷代表品种。

表一 铁系釉代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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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铜系釉代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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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系釉与铜系釉是中国古陶瓷科学技术发展史中两条非常重要的脉络。第一，铁与铜在自然界中的分布极为广泛，含铁资源储备极为丰富，釉料中的铁主要来源于高铁黏土、瓷石、高岭土、紫金土、乌金土、青矾等天然原料，铜虽存储量较少，但其以丰富的矿物形态存在，例如黄铜矿（CuFeS2）、孔雀石〔（Cu2(OH)2CO3）〕、蓝铜矿〔Cu3（CO3)2(OH)2〕、斑铜矿（Cu5FeS4）、辉铜矿（Cu2S）等，中国青铜时代无论是铜矿冶炼还是对其下游产物的精制都已十分成熟，釉料中的铜可能直接来自各类铜矿石或选用冶炼过程中的产物（氧化铜或铜粉）抑或是废弃的青铜残片。第二，铁系釉与铜系釉中着色剂的提供技术相对简单，前文所述铁的主要来源是各类黏土类天然原料直接使用或二次加工后使用，而先秦时期冶铜业的繁荣、铜着色的铅钡玻璃与硅酸铜钡的生产技术为古代工匠获取铜原料以及有关铜的科学知识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三，施釉陶瓷的釉色效果大多通过不同的烧成温度、烧制气氛、釉层厚度、化学组成、窑炉结构、燃料种类等改变致色元素铁和铜的化学价态与局域结构，以制作丰富多彩的釉色。铁离子的不同价态和配位结构对应着釉颜色从青、绿、黄到红。铜离子根据氧化还原条件的不同，在釉中可能有Cu0、Cu+、Cu2+ 三种离子价态，其中Cu+离子对颜色几乎没有贡献，当Cu+离子以Cu2O晶体的形式存在时显示红色，Cu2+离子着色比较丰富，随着釉的组成不同，可使釉显示出蓝色到绿色的各种色彩，在还原条件下铜还能以金属铜Cu0颗粒的形式存在，当颗粒长大到某一定尺寸时，亦可使釉显示红色。

铁系釉的早期发展历程与高温釉技术体系密不可分。中国早期施釉陶瓷中高温釉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夏末商初施釉陶瓷的生产从“无意识”的落灰成釉，即柴薪“飞灰”，发展至主动有意识地生产“落灰釉”的原始瓷，即于胎体表面施加（草）木灰；第二阶段，夏商时期工匠发明出釉浆施釉方法，该方法自商末周初以来得到广泛的应用；第三阶段，战国时期可能就已经存在向草木灰中添加粘土材料进行配釉的尝试性探索，至东汉时期，二元配方（草木灰与黏土）业已成熟，创烧出釉面平整、均匀的成熟青瓷。从早期三个阶段的发展来看，釉层的呈色机制为铁离子在还原气氛下显示的青、绿色，是在烧制过程中胎釉之间相互反应使铁离子由胎体向釉层迁移后显色的结果，抑或是由二元配方中天然粘土材料本身所含的少量铁离子显色的结果，即在早期的制釉技术中并未出现主动添加含铁离子着色剂以控制釉层颜色的情况。

铁与铜作为中国古代陶瓷发展历程当中两种重要的致色元素，丰富了施釉陶瓷的釉彩品种，形成了中国施釉陶瓷非常重要的两条陶瓷釉色发展脉络。在施釉陶瓷中，铁作为着色剂起源于夏商时期，伴随着原始瓷的发明、单色釉的出现，而铜的引入最早则在西汉，伴随着复色釉的出现，后引发单色绿釉陶的生产。汉代复色釉陶器使用铁系釉与铜系釉两种色料技术，一方面继承了铁系釉的传统，另一方面开启了铜着色的先河，在中国色彩陶瓷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雷勇曾认为，“钴蓝彩的使用标志着釉陶摆脱了原先以黄、绿二色为主的釉陶器色调，蓝色系的引入是釉陶乃至唐三彩发展历程的重要一步”。那么在钴蓝彩引入施釉陶瓷之前，铜的使用则标志着低温釉陶乃至施釉陶瓷中首次主动添加着色剂以改变釉层颜色，突破了先前只依靠天然黏土材料中的铁进行釉层着色的模式，并且摆脱了原先的单色色调，引领中国陶瓷进入多彩时代，同时暗示着古代制陶工匠从这时开始，逐渐掌握了通过控制着色剂进行釉色调整的生产技术（即着色剂控制技术）以及釉上彩技术，从仅用铁致色，发展到铜也被引入古代陶工的“调色盘”，这对后世陶瓷釉彩生产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五 汉代复色釉陶的起源

汉代复色釉陶器在装饰风格与釉料类型上具有极强的辨识特点，装饰风格与釉料技术传统将是解决其起源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以下将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推测其起源。

汉代复色釉陶器的釉料技术传统可分为高铅技术传统与铅钡技术传统。高铅技术传统，在汉代以前的铅釉陶器中已知发现至少有7件，其中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安乐店1号齐国贵族墓葬出土2件、淄江花园M235出土1件、孙娄东遗址 H197出土1件、临淄乙烯 M006出土1件、临淄珑悦三期M1824出土1件、美国堪萨斯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所藏1件〔图七〕。这7件在诸多方面均存在相似性，主要体现为单色釉、釉色青中泛黄、灰色胎体、模印装饰工艺、高铅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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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战国晚期铅釉陶器

1、2. 铅釉陶罍 山东临淄安乐店一号墓出土 3. 铅釉陶器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自战国早期古代工匠业已发明铅钡技术，并在铅钡釉陶、铅钡釉砂等制品上得以体现，数量较少，且多出现于楚国、越国贵族墓葬中。战国中晚期时大量涌现，并且出现铅钡玻璃制品，其造型丰富、出土数量多、传播范围广、延续时间长。铅钡釉陶、铅钡釉砂、铅钡玻璃的分布主要以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为中心，可能与地区丰富的铅、钡矿产资源密切相关。铅钡釉陶是以黏土作胎，胎体成型后施加铅钡釉料。目前可以确定的铅钡釉陶制品包括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和考古发掘出土两部分，铅钡釉陶在战国时期亦存在诸多相似性，主要体现有：复色釉、多色装饰风格、红色胎体、装饰纹样似蜻蜓眼纹饰、铅钡釉的特点。

战国时期高铅釉陶器装饰风格的两大特点即单色装饰风格与模印装饰工艺；铅钡技术产品则体现出多色装饰风格与釉上釉彩工艺（釉上彩），铅钡技术制品上多出现复合眼纹装饰风格，并非中国纹样传统，这与蜻蜓眼纹玻璃珠有着密切的联系。从现有考古资料看，铅钡硅酸盐制品的装饰风格很可能受到外来器物（费昂斯与蜻蜓眼玻璃珠）的影响与激发，战国早期开始中国工匠在保留装饰纹样、图案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铅钡体系的釉料配方进行生产，推动了中国早期低温釉系列产品的发展。

汉代单色铅釉陶器是战国晚期铅釉陶器高铅釉料体系、单色装饰风格与模印装饰工艺的延续。汉代复色釉陶器所表现出的釉料体系与装饰风格特征，明显区别于单色铅釉陶器，属于一类特殊器物。复色釉陶器的釉料体系上同时存在铅釉与铅钡釉两类技术传统，且铅釉为铁离子致色的红、黄、褐色釉（暖色调），铅钡釉为铜离子致色的绿色、偶有蓝紫色釉（冷色调），并且出现多色装饰风格、釉上釉彩（釉上彩）工艺、模印装饰工艺，表明汉代复色釉陶器同时具备战国时期铅釉陶器与铅钡硅酸盐产品的特征要素，是战国时期两种低温釉传统的融合与创新。汉代复色釉陶器的多色装饰风格、模印装饰工艺与釉料技术体系，是受本土起源的铅釉陶器与“西来”蜻蜓眼玻璃影响下的中国铅钡技术传统共同影响〔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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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汉代复色釉陶器起源脉络示意图

1. 蜻蜓眼玻璃珠  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出土  2. 蜻蜓眼玻璃珠  伊朗吉兰省（Gilan）出土  3. 蜻蜓眼釉陶珠  陕西洛川月家庄M40出土  4. 蜻蜓眼玻璃珠  曲阜鲁国故城M58出土  5. 蜻蜓眼玻璃珠  湖南衡阳公行山M5 6. 釉陶杯  甘肃张家川马家塬M1出土  7. 战国釉陶罐  大英博物馆藏   8. 琉璃釉盘蛇玲珑球形器  鸿山越墓邱承墩WHDVIIM1出土  9. 铅釉陶罍  山东临淄安乐店一号墓出土  10. 酱釉划花水波纹铺首耳陶壶  故宫博物院藏  11. 复色釉陶灶  甘泉县博物馆藏   12. 复色釉陶樽  凤翔县彪角镇李家堡村汉墓出土  13. 复色釉陶骑马俑  济源西窑头M10出土  14. 黄褐釉绿彩凤纹壶  甘泉县粮食局汉墓出土

六 汉代复色釉陶的流向

多彩釉是研究唐三彩最为关注的议题之一，在探索唐三彩的源头时，必然会追溯到北齐晚期的娄叡、范粹、李云墓等二彩铅釉陶器等资料，并将北齐时期白釉绿彩釉陶与黄釉绿彩器视为唐三彩施釉装饰的源头。汉代复色釉陶器的发展脉络逐渐明晰，其多色装饰工艺的出现，暗示着多色釉料装饰工艺的发展脉络需被重新审视。

陕西省华阴市曹魏时期墓葬M1、西安市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北魏初期墓葬XDYM217出土的三件复色釉陶的出现，弥补了北魏以前追求多种色彩施釉陶瓷的空白，似乎也暗示复色釉技术自两汉传承了下来，色彩意识可视为汉代以来复色釉装饰技法的孑遗，可能体现了关中地区的“复古”意识。自此之后，追求施釉陶瓷多色装饰的意图似乎并未停滞。

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出土釉陶300余件，其中包括大量的多彩釉陶，例如釉上加彩马、釉上加彩俑、釉上加彩骑马俑等。科学分析显示，釉陶俑为低温铅釉陶，胎土富含铁，是以北方典型的易熔黏土作胎，胎、釉系一次性入窑在氧化气氛中烧造而成，釉面的颜色有以铁离子为着色剂的红褐釉、黄褐釉、浅黄绿釉和以铜离子为着色剂的绿釉，浅黄绿釉表面局部绿釉的出现与釉料不纯且含有一定量的铜离子有关。根据釉色描述、相关图录以及科学分析可知其为复色釉。

山西省大同市迎宾大道M74、御昌佳园M108、七里村M6及北朝艺术研究院藏的复色釉陶器，其上绿色装饰部分应属釉彩，其外观所表现的装饰风格可能存在模仿或借鉴西方玻璃器、镶嵌宝石的金银器装饰风格，并利用中国本土的复色釉技术以铁离子为底釉着色、铜离子为釉上彩着色进行生产。

小林仁指出，北魏平城时期的铅釉陶其渊源可以追溯至关中地区的十六国墓葬出土的铅釉陶俑，咸阳市洪渎原多座十六国墓葬所出铅釉人物俑、动物模型，反映了十六国时期铅釉明器生产之盛，其造型与北魏平城时期铅釉俑亦有共通之处。谢明良指出，司马金龙墓铅釉人物俑的白彩加饰与西安市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M205褐釉骑马乐俑相似，平城地区以铅釉俑陪葬的习俗可能是受到关中地区十六国后期葬俗的影响，北魏平城时期显现出以流行于汉代的铅釉陶器陪葬的风尚，反映汉化之风已深入丧葬礼仪之中。平城时期的复色釉技法亦可追溯到东汉末期宝诗佳M12、曹魏时期华阴M1、北魏初期西安市北郊经济技术开发区M217的复色釉陶器，但仍需关中地区更多的东汉末期至北魏初期的考古发现进行验证。

北魏洛阳大市遗址与宣武帝景陵出土釉陶碗及残片则是更为明显的模仿实例。北魏洛阳时期，铅釉陶上出现了以高岭土施加在深色胎体表面的做法，即“化妆土”，暗示了当时已经开始追求浅色的装饰效果，这是推动北方高岭土使用的重要动力，对之后的陶瓷生产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黄色、白色为底色，采用釉上釉彩（釉上彩）技法施加绿色、褐色釉彩，是北齐时期新兴的陶瓷装饰方式，属于复色釉陶器，主要出土于以邺城为中心的京畿地区和以晋阳为中心的并州地区。北齐制陶工匠有意识地利用铅釉彩流动性强的特性致使釉彩呈现流淌、晕散的装饰效果。在北魏洛阳时期采用高岭土为“化妆土”的基础上，北齐时期胎体原料由易熔黏土发展为富含高岭土的二次沉积黏土，以实现追求浅色的效果。

要言之，汉唐之间复色釉陶器中最为核心的技术传统〔图九〕，即釉上釉彩（釉上彩）技法、以不同着色剂配制不同釉彩的工艺，均被保留了下来，而汉代以后铅钡技术消失不见，含铅的玻璃和釉陶均为PbO-SiO2体系，可能是与“仿玉”风尚的没落而式微有关。复色釉陶器的制作工艺在发展过程中，虽与其他因素（包括制胎工艺、烧制工艺）相结合，并不断地调整、改变，创造出了各时期具有特色的复色釉陶器品类，但其施釉工艺与釉彩技术一脉相承，并未发生较大的改变。直至唐代郑仁泰墓蓝彩盖钮的出现，才标志着釉陶摆脱了原先以黄、绿二色为主的釉陶器色调，随着蓝色系的引入，中国低温釉彩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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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北朝时期复色釉陶器

1. 釉陶马 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

2. 釉陶碗 北魏洛阳大市遗址出土

3. 白釉绿彩长颈瓶 北齐范粹墓出土

七 结语

低温釉陶器的发明是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汉代盛极一时的低温釉陶器生产，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南北技术并立”的生产格局，结束了南方原始瓷一统天下的局面。汉代低温釉陶器中，复色釉陶器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即于一件器物上施加两种（或以上）不同色釉进行装饰，为后世唐三彩等多色低温釉陶瓷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古代陶瓷史和工艺美术史研究中具有独特且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文重点论述了汉代复色釉陶的继承、创新与发展。汉代复色釉陶的独特性在于它继承并融合了战国时期的高铅釉陶与铅钡釉陶两套独立的技术体系，但它并非两套体系的简单叠加，高铅釉与铅钡釉的配方虽均被保留下来了，但是汉代复色釉陶在审美风格与装饰技法方面有着重要的创新，既摆脱了战国时期铅钡釉陶器所使用的“外来”复合眼纹装饰风格，也不同于战国高铅釉陶的单色装饰风格，创造出了具有中国传统纹样风格的多彩装饰体系。汉代以后，高铅釉与铅钡釉同时施加于同一器物上的工艺已经消失，但是汉代复色釉陶的多色审美风尚与装饰风格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继承下来，影响到唐代三彩器及多彩装饰瓷器的发展，将中国色彩陶瓷的发展又引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作者单位：陈禹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温睿，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责任编辑：袁怡然）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复色釉陶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4CKG025）、甘肃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开放课题“东西文化交流视阈下早期复色釉陶的科技研究”（项目编号：GDW2021YB06）、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青年项目“基于原位微区分析的陕北高原东周秦汉时期铅（钡）硅酸盐文物制作工艺、呈色机理及产地研究”（项目编号：2025JC-YBQN351）、陕西省“两链”融合重点专项“秦岭古代矿产产地特征与文物溯源关键技术及应用示范”（项目编号：2022LL-ZD-01）资助。

论文完整注释信息请检阅纸本期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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